夏衍实地考察写成《包身工》

夏衍的《包身工》是反映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非人生活的报告文学，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典范之作，即使现在看来，它仍然是丰富材料、笔带深情、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。然而，它的材料的占有和写作，却是十分不易的，它是夏衍深入一线实地考察的结果，也离不开一位姓冯的女士和女工杏弟的帮助。夏衍称这两位女子是曾替“我搜集许多资料，给了我许多便利”的人；对于杏弟，他更认为是《包身工》那篇文章的最努力的“协力者”。

1929年，夏衍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，住在上海沪东一带。这里是工人区，几位也在做工运的同志便常在他这里落脚，为了便于开展工作，他们将自己的长衫或西服脱下，换上工人装束到工厂去。从这些同志口中，夏衍开始了解到“包身工”的特别现象。再后来，夏衍从一位在工人夜校任教员的冯姓女子那里，了解到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，这就使夏衍有心要写一篇有关包身工黑幕的作品。

1932年，导演沈西苓要拍一部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，夏衍就将自己了解的包身工情况提供给他。沈西苓据此写了剧本《女性的呐喊》，请夏衍修改。为了完成剧本，夏衍又搜集了不少有关包身工的材料，对这些包身工的悲惨遭遇感到了“灵魂的震动”。同自己在日本留学时见到的情况比照，夏衍更感到愤怒，更加觉得应将这“人间地狱”的情形揭发出来。电影于当年投入拍摄并上映。限于当时的条件，这个题材暂时搁置下来。

1935年时，上海共产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，夏衍被迫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。在这段时间，他再一次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。通过那位在工人夜校任教员的冯姓女子帮助，夏衍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。和杏弟谈过几次后，夏衍觉得，要了解包身工的真实生活，单凭材料肯定不够，必须进行实地考察。

夏衍首先找到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同学帮忙，到包身工工作的车间去过几次，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直观感受。可是，要想知道“带工头”对包身工是如何管理的，包身工生活状况如何，就非得到她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。这时，就需要杏弟这样的女性帮忙了。

杏弟最先带夏衍去的是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。事先他俩并没有相互约好彼此关系的介绍。可是进了杏弟熟识的那家带工头的后门，杏弟便指着自己带去的妹妹对老板娘讲：这是我的同乡，在工厂做活。随后又指着夏衍介绍：这是她的“爷叔”（即叔叔），在水电公司办事的。杏弟坦然地介绍，倒叫夏衍有些反应不上来。看着夏衍没接话，杏弟又说，这同乡独自租房子不方便，她爷叔的意思是在这一带找一个“搭饭”的地点。这样一来，夏衍便得以“爷叔”的身份，到工房里去观察一番。

可是，光这样看看还不够，因为要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况，还必须在早晨和晚上，即在包身工们上班下班时才看得到。于是，夏衍决定杏弟帮助下，在这些时段去仔细观察。这在当时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行。因为夏衍住在麦特赫斯德路（今泰兴路），离工房所在的杨树浦有十多里的距离。如果要在在早上五点钟之前赶到那里，就得半夜三点起身，步行过去，才刚好赶上包身工去上班，看到她们上班时的情形。就这样，从四月到六月，夏衍整整走了两个多月，用他后来的话是“做了两个多月的‘夜工’”，才比较详细地了解了她们的许多日常生活。这其中，杏弟为了帮助夏衍了解情况，曾经几次赶上早班，混在包身工的队伍里，向她们打探一些内部情况。可包身工由于被严密管理，不允许向外透露情况，再是看见杏弟服装与她们略微不同，就害怕得不敢说什么；有人甚至以为杏弟是“包打听”一类人，根本不说一句话。

就这样，在杏弟等人的帮助下，夏衍看到了这些“包身工”可怕的工作环境：工厂里，连“猛烈的骚音”也会消灭，“不，麻痹了你的听觉，马达的吼叫，皮带的拍击，锭子的转动，齿轮的轧轹……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，好像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的紧装在这红砖的厂房里面，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，也决没有使你的听觉有分别这些音响的余裕”。

为了使得棉纱不容易扯断，车间里必需有喷雾的装置。这样，无论春夏秋冬，这些女工都必须在这样的潮湿的环境中劳作。“她们每天过着黄霉，每天接触到一种饱和着水蒸气的热气。……身上有一点被蚊虱咬开或者被机器碰伤而破皮的时候，很快地就会引起溃烂。盛夏一百一五六度的温度下面工作的情景，那就决不是‘外面人’所能想象的了。”还有“尘埃，那种使人难受的程度，更在意料之外了”。据夏衍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：“纱厂女工没有一个有健康的颜色，做十二小时的工，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.15克的花絮。”

这一切，震动了夏衍。他要把这种可怕的生活状态写出来，而且不要虚构，完全“力求真实，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”。记述中，夏衍情不自禁地跳出事实，发出感慨：“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，达维特?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，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，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，那么我也这样联想，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，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。”“黑夜，静寂的、死一般的长夜。表面上，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，还没有团结，还没有反抗，——她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，闪烁的火花常常在她们身边擦过，可是，在这些被强压强榨着的生物，好像连那可以引火，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。不过，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；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，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。”二十多年后，夏衍回忆当时写作的情形时，仍然认真地说：“她们的劳动强度，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，当时的工资制度，我都尽可能的作了实事求是地调查，由此，在今天的个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，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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