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斗七星之“天文”，与中华文明之“人文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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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古证明，中华文明的起航，约始于距今8000年前。

这与远古上古先民的观象授时有关，甚至可以说，与北斗七星的指引密切相关。

汉字的“文”，本义是“图画”“图象”。天上的“图画”“图象”，就是“天文”。

《易·贲·彖》：“刚柔交错，天文也。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。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

《易·大有·彖》：“其德刚健而文明，应乎天而时行，是以元亨。”

“天文”映射于人世，“人文”才得以“明亮”。“观天察时”，应其而行，才得以顺利通达。

这是远古上古先民数千年的实践总结，也是古人智慧高度凝聚的哲学概括。

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革命发源地之一。

出于生产和生活的必须，中国远古先民，应该在一万年前就开始观测天象。

“观天察时”或曰“观象授时”之“观”，无非分为白天和夜间。

白天，阳光刺眼，人们采用了“立杆侧影”的方法。这个“杆”，亦称“髀”，本义是人的腿骨——可知，最早的侧影实践，就是观察阳光下所照出的人影。

夜间，居于北半球的古代先民，很自然地抬头望向北方夜空。于是，在夜空的北端中央位置，发现了“北斗七星”。

第一，北斗七星十分明亮，易于看到。第二，星象稳定，现代天文学证明，近万年来，其所在视觉位置几乎没有变化。

古人于何时观注到了“北斗”？

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号墓发现了蚌壳雕成的“北斗”图形。古人关注到“北斗”，肯定要比这早得多。

距今5000多年的“河洛古国”遗址，也发现了“北斗”图形，但多出了两颗“伴星”，成了“北斗九星”。

（河洛古国北斗九星）

智慧的先民，把“七星”想象成“斗”的“图形”“图象”。

《诗·大雅·大东》：“惟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浆。”“惟北有斗，西柄之揭。”

先民根据“北斗”运行之变化，以区分“四时”。

北斗七星，四星如斗，三星如杓。“斗杓”亦称“斗柄”。

《鹖冠子·環流》：“斗柄东指，天下皆春；斗柄南指，天下皆夏；斗柄西指，天下皆秋；斗柄北指，天下皆冬。”

南梁昭明太子萧统《谢敕贲看讲启》云：“均斗杓以命四时”。

（东汉北斗帝车石刻图）

古人凭借“北斗”，不仅可以区分四季，还可以精确到月，即所谓斗柄所指具体之辰，称“斗建”。

如，正月斗柄指寅，称“建寅之月”；二月斗柄指卯，称“建卯之月”，等等。

《汉书·律历志》：“斗建下为十二辰，视其建而知其次。”

以“北斗”作为基准坐标，上古先人建立了完全的星象体系。

第一步，古人重点观测了“北斗”的两侧，发现了东方的“角宿”和西方的“参宿”，而且总结出了“北斗”运行与此二宿的关系。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说，“杓携龙角”，“魁枕参首”。

古人以这二宿为主，划分了天上的东西二“宫”——“东宫苍龙”和“西宫白虎”——“角”即龙角；“参”为虎首。

向南观测，古人又发现了“南斗”。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讲了“北斗”与“南斗”之关系——“衡殷南斗”。

司马迁说，“北斗”三星之杓的延长线，指向“东宫苍龙”的角宿；“北斗”四星之魁指向“西宫白虎”参宿首星；“北斗”第五星“玉衡”引出的直线，指向“南斗”。

距今6500年前的西水坡遗址中，“北斗”蚌壳图形的东侧和西侧，分别是蚌壳组成的龙虎图形。

接着，古人又划分出了“南宫朱雀”和“北宫玄武”。

这样，古人就将整个星空，划分成了“四宫”，也想象成了“四象”。

这“四象”，分布于从地面观测太阳的周年视运行轨道的东西两端和南北两侧。每“象”，包含七个恒星群，称“七宿”，合共“二十八宿”。

（汉瓦当四象）

古代先人对上述恒星的观测，异常坚韧和持久；每个星宿，都有几个甚至几十个被命名且加以观测的“星”，古称“据星”。

经过如此精细，并持续数千年的观测，古先民们，建立起了庞大精确的“时空体系”。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记载了长期被观测的“星官”91个，恒星500余颗。东汉，张衡所记录的“常明星”即恒星，达到了2500多颗。

而这一切，都是从最早对“北斗七星”观测开始，并以此为基准进一步延续而逐渐完善的。

（新石器时期良渚、龙山文化北斗“璇玑”神像）

古人在观测“北斗”的同时，逐渐形成了“分野”，即“天地合一”理论。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北斗七星，所谓‘璇、玑、玉衡以齐七政’。……用昏建者杓；杓，自华以西南。夜半建者衡；衡，殷中州河、汾之间。平旦建者魁；魁，海岱以东北也。”

这大约是公元前两千年以前的原始“分野观”。

考古证明，新石器时代的山东至浙江一带古文化中，普遍流行“斗魁”图形。

西周墙盘铭文载：“清幽高祖，在微灵处。”这是说，殷王帝乙死后升天，居住在自己的“微灵”分星。

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说，天帝迁高辛氏长子于商丘，迁次子于大夏，分别主祀“大火”和“参星”。

这是以“二十八宿”为依据的“分野”理论。

“分野”理论，成为了“星占学”最重要的“助推器”——天文与人文的合一。

《汉志》，录天文书二十一家，四百四十五卷，皆有星占内容。班固云：“天文者，序二十八宿，步五行日月，以纪吉凶之象，圣王所以参政也。”

先秦至汉，诸侯到皇帝，大多迷信星占，汉武帝是典型之一。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“所谓‘璇、玑、玉衡以齐七政’”，是司马迁引用《书·尧典》中的原话。

这是说，帝舜不能推辞帝尧的“禅让”，于正月吉日，举行了摄行天子之政的大典。然后依天象以勤人事，观察“璇、玑、玉衡”北斗七星之星象，视其斗柄方向分别四时、节令、物候，处理“春、夏、秋、冬、天文、地理、人造”这七个方面与民生有关的要政。

可见，很早以前，“北斗七星”的星象，既是君王行权的依据，又关乎生产和民生。

总体来说，观测包括“北斗”在内的星象，在农业社会，对农业生产具有首要的意义。

但同时，“观象”又对中国古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形成，具有深刻影响。

具体来说，从观测“北斗”开始的“天文观象”，不仅是古人赖以建立时空体系的重要手段，而且，成为古代哲学观、宗教观、政治观、与科学观，以及包括祭祀在内的礼仪制度的渊源。

中国自古形成的阴阳转换哲学，即与“北斗”有着密切关系。

《淮南子·天文》：“北斗之神有雌雄，雄左行，雌右行。”

裴骃《史记·天官书·集解》：“（北斗）尾为阴，又其用昏，昏阴位，在西方。魁，斗之首，首，阳也，又其用在明阳与明德，在东方。”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说：“分阴阳，建四时，均五行，移节度，定诸纪，皆系于北斗。”

中国的远古上古先民，正是在天文观测同时，逐渐形成了上述观念，从而也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宇宙观，形成了古人对于天、地、人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，并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中华文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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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斗七星之“天文”，与中华文明之“人文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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